【名师观点】牟怡：人工智能时代，传播学大可有所作为
经过数年的孕育之后，人工智能终于又一次迎来了春天。虽然之前人工智能领域经历了几起几伏，但这一次的春天似乎跟之前的几次不太一样。目前的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的获取，神经网络算法的优化，以及并行计算的廉价化三大前提下得到了迅猛发展。尽管美国未来学家雷·库兹韦尔口中的”奇点”尚未到来，但人工智能正在人类生产生活的诸多方面进行着深刻的变革。
技术的变革在传统以社会人文为视角的传播学界也激起了相应的反应。2016年六月在日本福冈举行的国际传播学会（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年会上，一场名为“Communicating with Machines: The Rising Power of Digital Interlocutors in Our Lives”（与机器的交流：我们生活中正在崛起的数字交谈者）的后会吸引了不少来自学界与业界的关注。在这场后会上，来自世界各地的传播学者一起探讨了一个崭新的传播问题：当传播跨越人类的边界，引入新兴的交流对象 – 机器，传播将会变成怎样？这是全球传播学界最高级别的学会第一次以会议的形式正式承认了人机传播这个领域（在此之前只有2015年波多黎各年会上仅为75分钟的工作坊），具有相当的历史意义，标志着人机传播领域正在从寥寥的小众变为主流。
人机传播，顾名思义，是人与机器之间的传播。传播学鼻祖拉斯韦尔提出的著名的5W模型中包含五大元素：谁(who)，对谁（to whom），通过什么渠道（which channel），说了什么（what），有了何种效果（what effect）。传统的传播现象中，信源（who）和信宿（whom）均是人。这种“局限性”固然部分源自“人类中心主义”，但更是由于过去几千年里人类与非人对象的交流总是困难重重。美国传播学家约翰·彼得斯在其著作《交流的无奈：传播思想史》一书中历数了人类与亡灵、动物，甚至外星人的非主流交流历史，一针见血地指出其“不可交流性”。而在之前人类上万年的进化过程中，科学技术发展还未达到能够提供人造智能交流对象的水平。因为这些原因，在通常情况下，人类成为传播过程中的唯一参与者。然而，当机器作为一种交流对象成为信源或者信宿，与人类进行信息的传递时，其带来的改变却是深远而具有革命性的。
1960年两位美国学者曼弗雷德·克莱恩斯和内森·克莱恩为了解决未来人类星际旅行中面临的问题，引入了赛博格（cyborg，也译作电子人）的概念，提出将机械部件融入有机体的理念（cyborg为“机械有机体”，cybernetic organism的简称）。这一当年新奇的观点到了今天已经司空见惯，各种机械正逐渐被植入人体内，用于增强和改善人类的生理机能，比如心脏起搏器、人工耳蜗等。甚而至于，研究者已经通过脑机接口技术，通过人类的意念来控制外部的机械，实现了拥有外骨骼的理想，为残障人士带来了福音。美国传播学家Frank Biocca早在1997年就提出“赛博格的两难困境”（the cyborg’s dilemma），指出技术越是提供“自然的”具身的交互界面，后者越是将使用者变得“非天然”。然而，随着人类变得越来越“非天然”，那么“人”的定义是否也会随之发生改变？对人的定义是否还将局限在从母体生产出来的100%有机体上，抑或是包含了植入其中或紧贴体表的那些机械部分？这成为了一个有意思的边界定义问题。
人与机器之间的传播比人与人之间的传播更难定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传播对象意识的离场。到目前为止，机器虽然具备了一定程度的智能，却不具有意识。所以，即使采用最宽泛的传播概念，因为心智的缺失，也会使得这一定义不能运用到人机传播上。另一个原因则是因为机器能够具备很多人类所不具备的功能。比如，通过电脑与聊天机器人聊天，这应该毫无争议地算作传播；然而通过电脑输入一段代码调亮电脑显示器的亮度，这算是传播吗？电脑显然是对一个言语刺激（可能是非自然语言）做出了反应，但是这个反应（调节亮度）不是通常人类所能做到的。因此，在过去相关的工业设计等领域的研究中，更多使用的是人机交互（interaction）这个名词，而绕开了传播的概念。然而，作为传播学的分支领域的人机传播的出现，重新定义“传播”这个概念也变得势在必行。
人机传播作为一个独立的领域，同时又是一个跨专业的交叉领域，旨在从传播学、心理学、设计学及伦理学等角度探讨人与机器之间的交流行为。与其他传播学的分支相比，人机传播因其前瞻性而被赋予了更多的提供指导价值的期望。“机器颠覆人类”这一警告大概是人类历史上历时最长、影响最深远的警告。尽管对人工智能持乐观论调的人不乏其人，但今天人工智能的发展依然受制于悲观谨慎的观点。如何为人工智能的发展提供社会科学角度的建议，是人机传播领域义不容辞的责任；这也与中国政府重点布局“互联网+”人工智能的战略相吻合。
与传统文理分家的观点不同的是，传播学在今天的人工智能时代大可有所作为。1950年英国数学家、人工智能鼻祖图灵提出的经典的“图灵测试”其实就是一个典型的传播学问题：在没有更好地测量智能的情况下，人类只能通过传播上的表现估计机器的智能。从这个测试出发，发展出之后几十年的人工智能发展格局。今天的传播学界也大可不必囿于技术的限制，让自己在这个人工智能时代毫无存在感。纵观人类的科技文化思想史，我们不难发现：人类思想文化的积累每每落后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几个世纪以来，科学技术宛如在荒野里野蛮生长，而后验性质的社会科学仅仅偶做回应。也许，这一次我们可以做一个新的尝试，试着让社会科学作为灯塔，为这次继哥白尼革命、达尔文革命、神经科学革命之后的第四次革命—图灵革命提供一些指导，发出一点中国的声音。
作者简介：
牟怡博士，上海交通大学特别研究员，媒体与设计学院传播学副教授。本科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分别在美国波士顿大学、密歇根州立大学和康涅狄格大学获得化学硕士、传播学硕士和传播学博士。同时担任国际学术期刊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esearch编委、十份国际学术期刊的邀请审稿人，曾获得过新闻与大众传播学会、美国传播学会、上海交大-国际传播学会国际新媒体论坛最佳论文奖等荣誉。长期致力于新媒体技术在社会各个领域的应用与效应的研究，尤其在人机传播和技术在健康传播的应用等领域著述颇丰。
作为跨界的研究者，牟怡博士主张从问题出发，打破既有的学科界限。近年来关注的领域跨越传播学、心理学、公共健康、人工智能、认知科学、技术哲学等。目前的研究课题尝试摸索人与智能机器的交流模式，并从跨文化的角度将本土文化特点融入其中。其新著《传播的进化：人工智能将如何重塑人类的交流》近期将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更多学术著述与观点请关注个人主页 www.mouyi.m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