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化与趋势：对2018—2022年国际传播研究论文的考察

摘要：文章回望国际传播研究80多年历程，重点考察了近5年来的状况，研究发现：这一传播学的分支学科，自20世纪90年代末伴随着量变而发生质变以来，至21世纪10年代末再次迎来一个量变与质变同步发生的转折点。其论文数量，自2018年突破年均100篇以来，持续增长，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其研究内容，除延续原有的三个重点（文化全球化、软实力、新媒介作用）外，还出现了两个新重点（全球性危机、新媒介负面影响）。其中，“全球性危机”成为最受关注的热点。同时，其有关中国研究的内容，也体现了五个重点，但不同的是，尤为重视“软实力”研究，这与中国传播学界的取向接近。总的来说，国际的中国传播研究比中国的国际传播研究更为多样、前沿。就整个国际传播研究的对象而言，中国具有仅次于美国的重要地位，但就高质量（高被引）论文的作者而言，中国传播学界的学术生产力和影响力，尚处于“第四梯队”，亟待加强。

关键词：国际比较；国际传播研究；核心期刊论文；研究重点

    一、 研究目的

    近年来，随着全球化进程日益加深，国际传播研究成为一个热门领域。尽管国际传播现象及其相关研究起步很早，但一般认为，现代学术意义上的国际传播研究，是从20世纪40年代逐步发展起来的。其发展呈现出一种为适应时代变化而加速扩容的态势。据统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0年（即1945—1955年）间，国际传播研究的数量超过之前30年的总和（以Wos数据库收录相关学科论文数量为计算依据），若将视野再放宽一些，则可发现，1850—1970年长达120年间的国际传播研究成果，一半以上完成于20世纪60年代。

    如果说，世界范围内的“热战”“冷战”都曾有力地推动了国际传播研究，那么，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潮流，则更进一步使国际传播研究成为当代备受关注的学术前沿领域之一。

    为了解其演变过程，笔者在Web of Science的“核心合集”数据库（收录各个学科的世界一流期刊论文）中，检索主题为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的论文，要求“精确”，截至2023年2月28日，在剔除“书评”“社论”“会议论文”等非正式论文后发现，自1940年以来，国际传播研究的论文数量达到1418篇，其间，有两个显著增长的时间节点，第一个是1998年——从1940年至1997年的长达半个多世纪里，每年成果数不超过10篇（总计71篇），第二个是2018年——从1998年至2017年的20年间，每年成果数不超过100篇（总计617篇），此后，从2018年至2022年的5年中，每年成果数都超过了100篇（总计730篇）。

    其结果是，在总共83年里，最近5年的成果数（730篇），竟然超过了以往78年的总和（688篇），见表1和图1。这一事实，从一个侧面生动地折射出国际传播研究从起步到发展壮大的轨迹，尤其是近5年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的景象。为探索这一现象及其意涵，本文拟立足于国际比较视野，以全球范围内2018年至2022年国际传播研究核心期刊论文为对象，展开实证性的分析和研究。

    二、 文献综述

   （一） 国际状况

    总的来说，对国际传播学界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国际传播研究”加以全面总结的综述性文献不多，但共识度较高。

    洪浚浩将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国际传播研究状况，概括为以下三个重点的转变：1. 从关于文化帝国主义的辩论到对文化全球化的关注；2. 从关注NWICO（即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到关注SOFT POWER（即软实力）；3. 从关注传播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到关注新媒介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沈敬国则将国际传播研究的热点归纳为：1. 国际新闻；2. 国家在全球化媒介中的定位；3. 全球本土化；4. 对全球化的全面反思与批判。

    比较两者，不难发现，洪浚浩的见解更为宏观，而沈敬国的观点偏于中观层面，实际上，后者的“国际新闻”和“国家在全球化媒介中的定位”可归入前者的第二个重点，即“软实力”，后者的“全球本土化”和“对全球化的全面反思与批判”则可归入前者的第一个重点，即“文化全球化”。

    卡马吉（Camaj）通过考察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国际传播学刊》）、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国际传播公报》）、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国际新闻媒介》/《国际政治学刊》）等8家主要研究国际传播问题的专业期刊后发现，快速成长的国际传播研究正在占据传播学的中心位置，并且，可提炼出三个相互关联的重要议题，即：1. 国家在全球媒介传播中的作用；2. 全球媒介文本生产、流通、消费和影响中的结构与文化的关系；3. 文化的混杂性。

    对照上面两篇文献，不难看出，其结论并无多少新意，仍可归入洪浚浩三个研究重点中的前两个，即“文化全球化”和“软实力”的框架之中。另外，刘婵君等聚焦于社交媒体，对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涉及“社交媒体与国际政治传播”的112篇文献进行分析后发现，有三个主要议题，即：1. 社交媒体使用对日常政治参与的影响；2. 社交媒体使用对竞选投票的影响；3. 社交媒体使用对社会运动的影响。显而易见，其目标并不在于把握全局，而只聚焦于上述第三个研究重点，即“新媒介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毋庸置疑，上述学者指出的转变或热点的出现，可谓是一种必然趋势。一方面，它反映了后冷战时代与互联网时代（也可称为后大众传播时代）几乎同时开启并产生了叠加效应的图景，另一方面，从中也可以看到国际传播研究群体与时俱进、创新求变的姿态。

    综上，无论中外学者，对世纪之交以来的国际传播研究状况，包括其研究重点和未来走向，具有较为一致的共识，但尚未对近5年来的发展和变化予以重视，尤其缺少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研究。

   （二） 中国状况

    就中国而言，由于传播学自改革开放后才得以引入，因此，作为传播学分支学科之一的国际传播研究在中国的起步更晚，直至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才迈开步伐。有趣的是，这一时点恰好处于国际传播学界之“国际传播研究”第一个显著增长的节点，也就是发生“三个研究重点转变”的时刻。

    自彼时以来，中国传播学界之“国际传播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也出现了若干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研究状况进行回顾、总结的文献。例如，李智将中国学者的国际传播研究主题归纳如下：1. 媒介帝国主义批判；2. 国际传播能力建设；3. 国家形象建构。与上述“三个重点转变”对照，显然存在着一些差异：由主题1可知，学界仍重视第一个传统重点（媒介帝国主义）；后两个主题则显示，学界开始重视第二个新重点（软实力），但较为偏于中观和微观层面；总体而言，学界仍不够关注第三个新重点（新媒介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

    另有两项定量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以上概括。一是胡佩对“中国知网”自2000年至2018年收录的1149篇国际传播研究文献进行了内容分析，发现“对外传播”构成了研究重心。二是张帆和高根茂基于CSSCI数据库，对其自2000年至2021年的339篇有关“主流媒体对外传播”的论文开展了研究，发现这一议题的相关研究，自2012年以来得到大幅度的提升，同时，研究取向经历了以下转变：“对外宣传→对外传播”，“让世界知道中国→让世界了解中国”，“借船出海→建构中国特色的对外传播路径”。

    总之，与国际传播学界相比，中国传播学界较为关注第二个重点的转变，即开始重视“软实力”的研究，但并未全面展开，而是特别着力于“对外传播”“国家形象”等中观、微观层面的应用性、策略性研究。这一状况，固然与中国的后发态势有关，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国情使然。

    基于以上文献和思路的梳理，笔者的问题如下： 从1940年至今的83年间，国际传播研究在前半个世纪里的步履相当缓慢，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伴随着全球化的浪潮，才迎来了转机，开始蓬勃发展，如果说，在此过程中，量变（即论文突破年均10篇而向100篇提升）与质变（即三个研究重点的转变）是大体同步的，那么，21世纪10年代末以来的量变，是否意味着质变呢？换言之，对国际传播研究来说，2018年是否构成了一个新阶段的开端呢？如果是，有哪些证据或理由？作为全球国际传播研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中国国际传播研究自然不能闭门造车，而理应对这一重要问题加以审视、思考，努力给出具有科学性、前瞻性、启发性的答案。

    本文的研究问题，可具体表述为：Q1：近5年来，国际传播学界之“国际传播研究”的整体情况如何？有哪些研究议题？作者情况如何？Q2：近5年来，国际传播学界之“国际传播研究”的高被引论文情况如何？有哪些研究议题？作者情况如何？Q3：近5年来，国际传播学界之“国际传播研究”中有关中国研究的情况如何？有哪些研究领域、议题和重点？作者情况如何？

    三、研究方法

    为尽可能全面了解国际传播学界近5年来的“国际传播研究”状况，本研究使用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结合的研究方法。

    就定量分析而言，采用科学知识图谱方法。即通过Cite Space 6.1.R6 Advance软件，如前所述，在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数据库中，检索近5年来的主题为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的论文，剔除“书评”“社论”“会议论文”等非正式论文后，获得730篇论文，接着，再检索与China相关的主题，经过人工阅读，剔除不符合要求的论文后，获得63篇论文，这730/63篇论文，就构成本研究的分析对象。图谱分析类型为：keywords（关键词）、author（作者）、institution（机构）等。

    就定性分析而言，采用文本分析方法。即基于定量分析的结果，进一步对这些论文的研究主题、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理论应用等展开定性分析，并运用比较视角，着重比较中外异同。

    通过以上方法的运用，笔者期望在把握国际传播研究整体状况的基础上，对其当下的特征与今后的走势，给出一些具有启发性、前瞻性的看法。

    四、 研究发现

   （一） 整体情况

    如上所述，近5年来，国际传播研究的国际核心期刊论文发表，跃上一个新的台阶，每年都超过100篇，总量达到730篇。如图2所示，其走势呈现“马鞍”形状，从2018年的119篇、2019年的141篇，到2020年的172篇，形成一个顶峰后略有下降，从2021年的157篇到2022年的141篇。从总的趋势看，可谓在波动中持续增长，可以预料，今后仍将逐步上升，不久就有可能突破200篇乃至300篇。

   （二） 研究议题

    本研究最重要的是，了解近5年来国际传播学界之“国际传播研究”集中或者说重点关注、探讨了哪些内容。为此，笔者借助Cite Space软件，进行主题聚类分析。需要说明的是，该软件一次聚类能给出的类目数量有限，且各次聚类的抽象层次、使用概念不尽一致，因此，为了更准确、完整地探究事实，笔者先于2022年11月10日进行第一次测量，后于2023年2月28日进行第二次测量，再将两次结果结合起来加以分析，从而得出最终结论。

    首先，第一次测量以Title（标题）为聚类标准，获得703篇论文（占总量730篇论文的96%）的9类研究议题，如图3所示：international student（留学生）、armed conflict（武装冲突）、open access publishing（开放存取出版）、visual framing（视觉框架）、crisis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危机传播策略）、foreign affair（外交事务）、state disinformation（国家虚假信息）、media fragmentation（媒介碎片化）、UNHCRS public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联合国难民署公共传播策略）。

    其次，第二次测量以Title（标题）为聚类标准，获得730篇论文的9类研究议题，如图4所示：country-reputation（国家声誉）、ebola epidemic（埃博拉疫情）、editorial board（编辑委员会——指国际核心期刊的编委会）、news production（新闻生产）、international print media（国际印刷媒介）、international student（留学生）、social media（社交媒体）、online media（在线媒体）、perpetual crisis（永久性的危机）。

    最后，参照前述洪浚浩提出的三个研究重点，对先后两次测量结果进行“合并同类项”，结果如下（为简明起见，议题仅以中文表示，A、B分别代表第一次、第二次测量）： 

    文化全球化——留学生（A）、开放存取出版（A）、编辑委员会（B）、国际印刷媒介（B）、留学生（B）

    软实力——外交事务（A）、视觉框架（A）、国家声誉（B）、新闻生产（B）

    新媒介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社交媒体（B）、在线媒体（B）

    由上可知，第一次、第二次测量各有4+7类=11类研究议题可归入三个研究重点的框架，但有7类议题溢出了此框架，经过思考、整理，它们可构成另两个研究重点： 

    全球性危机——武装冲突（A）、危机传播策略（A）、联合国难民署公共传播策略（A）、埃博拉疫情（B）、永久性的危机（B）

    新媒介对社会的负面影响——国家虚假信息（A）、媒介碎片化（A）

    总的来说，两次测量的结果是高度近似、相互补充的，虽然，从文字看，只有一项即“留学生”完全一样，但实际上，其他类目也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如“开放存取出版”与“编辑委员会”“国际印刷媒介”就在很大程度上重合；同样，“外交事务”“视觉框架”与“国家声誉”“新闻生产”也是如此。需要分析的是，“社交媒体”“在线媒体”这两项议题的措辞其实是中性的，通过阅读相关论文，发现其中包括了正面和负面功能，如此，“国家虚假信息”和“媒介碎片化”就提供了一个重要启示： 有必要将新媒介的“消极作用”与“积极作用”分离出来，凸显为一个值得高度重视的最新重点——新媒介对社会的负面影响。同时，“武装冲突”“危机传播策略”“联合国难民署公共传播策略”以及“埃博拉疫情”“永久性的危机”等五项密切相关的议题，则组成了另一个反映当下新变化的最新重点——全球性危机。

   （三） 论文作者及其机构

    从发表论文的作者看，最高产的是德米·马丁（Marton Demeter）（5篇），其次是乔尔·惠伦（D Joel Whalen）（4篇）、曼努埃尔·戈雅内斯（Manuel Goyanes）（3篇），其余为约塔姆·奥菲尔（Yotam Ophir）、张天铎（Tianduo Zhang）、大卫·尼古拉斯（David Nicholas）、阿方索·德·阿尔布克尔克（Afonso de Albuquerque）、丹尼尔·斯特拉瑟（Daniel S. Strasser）、加布里埃尔·贾拉巴（Gabriel Jaraba）、德罗尔·沃尔特（Dror Walter）（皆为2篇）。他们之间的中心性均为0，即不存在合作关系。就国籍而言，美国居首，占到半数即5人，西班牙次之，为2人，而英国、巴西、匈牙利各为1人。可见，欧美发达国家占压倒优势。

    从论文作者所在的机构看，人数最多的是西班牙的马德里康普陆滕斯大学（Univ Complutense Madrid）（14篇），其次是瑞士的苏黎世大学（Univ Zurich）（11篇）和西班牙的马加拉大学（Univ Malaga）（9篇），再次是西班牙的巴利亚多德大学（Univ Valladolid）和胡安卡洛斯国王大学（Univ Rey Juan Carlos）（皆为7篇），最后是澳大利亚的昆士兰大学（Univ Queensland）和昆士兰科技大学（Queensland Univ Technol）、西班牙的塞维利亚大学（Univ Seville）和卡斯蒂利亚拉曼查大学（Univ Castilla La Mancha）、美国的佛罗里达大学（Univ Florida）（皆为6篇）。这些机构之间的中心性也是0，显示它们之间并无合作。

    这一排名，可谓意料之外、情理之中，最为显眼的国家是西班牙，作为曾派遣哥伦布远航的海上强国和欧洲第一强国，延续了其放眼世界、关注全球的传统，在10家机构发表的78篇论文中，占据6家机构，发表了49篇论文；作为前殖民地的澳大利亚也表现不俗，占据2家机构，发表了12篇论文；而仅有800多万人口的瑞士，作为全球创新指数第一的国家，也占据1家机构，发表了11篇论文，甚至超过排在末位、只占据1家机构、发表了6篇论文的美国。

    不过，需要指出，这只是“点”（单一机构产出数量）而非“面”（国家总量）的情况，从总量看，仍以美国为首，对730篇论文作者所在国家的统计显示，前10名的排序为： 美国（200篇）、西班牙（140篇）、德国（56篇）、英国（50篇）、中国（45篇）、澳大利亚（43篇）、俄罗斯（30篇）、加拿大（25篇）、荷兰（21篇）、瑞士（17篇）。可见，“点”与“面”之间，有一定的相关性，入围“点”的四国即美国、西班牙、澳大利亚、瑞士，都在“面”里占一席之地，而排在第五的中国，虽未入围“点”，但作为跻身“面”之唯一的发展中国家，显然有很大的潜力。

    至此，就可回答问题1了： 近5年来，国际传播学界之“国际传播研究”的整体情况可概括为，在波动中持续增长；对主要研究议题的考察表明，除了延续原有的三个新重点之外，出现了两个最新重点；从作者及其所在机构、国家看，仍呈现为“西强东弱”的态势。

   （四） 高被引论文情况

    为了更具体、深入地把握近5年来“国际传播研究”的热点和趋势，也就是回答Q2，本研究对高被引论文进行了考察。在总计730篇论文中，被引量达10次及以上的论文共有62篇，剔除非英语论文以及受数据库限制而无法获取的论文后，可供分析的高被引论文共有52篇。

    1. 研究领域

    从高被引论文的研究领域看，如图5所示，“文化”类论文最多，达19篇，被引量也最大，达283次；其次是“政治”类13篇，被引249次；再次是“健康”类7篇，被引121次，复次是“安全”类4篇，被引126次，以及“科技”类3篇，被引37次，“环境”类2篇，被引26次，“经济”类1篇，被引50次；最后，还有若干论文难以归入以上领域（如平台治理、企业管理等），则归为“其他”类，为3篇，被引172次。

    2. 代表性论文

    由于研究领域的分布只能提供一个大概的研究轮廓，因此，笔者进一步选取各个领域被引次数最多的一至两篇论文加以观察，并参照上述三个新重点（2018年之前），再加上两个最新重点（2018年以来），分析各类论文研究重点，以窥一斑而知全豹。

   （1） 文化类论文研究重点： 文化全球化

    a. 纳文·顿图（Naveen Donthu）和萨提斯·库玛（Satish Kumar）对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dvertising（《国际广告学刊》）展开实证分析，提出该期刊应修复其休眠或退化的研究主题，如整合营销传播等，并出版特刊，举办各种以作者为主的活动，如国际会议等，以提高声誉，更好发展。

    b. 弗洛伦斯·恩赫尔（Florencia Enghel）和马丁·贝塞拉（Martín Becerra）回顾1992年以来拉丁美洲的传播研究，发现其在理论建设和作者队伍方面的贡献都十分有限，为缩短差距，亟待增加学者之间的跨境互动。

   （2） 政治类论文研究重点： 软实力/新媒介作用

    c. 克里斯·韦尔斯（Chris Wells）等发现，特朗普的推文转发量，对几乎所有媒介类型都有重要影响，这种吸引注意力的机制为特朗普仅有，这一发现，既显示了媒介环境的混合性，也突出了社交媒体作为引擎的重要性。

    d. 亚当·萨弗（Adam J. Saffer）提出，可以从两个方面推动公民社会网络公共关系理论的发展。其一，通过整合多个利益相关者问题的视角，扩大民间社会研究的范围，以应对混合跨部门利益的网络面临的挑战；其二，研究人员和从业人员都需要敏锐地意识到，在国际公民社会网络中培育社会资本的复杂性。

   （3） 健康类论文研究重点： 新媒介作用/全球性危机

    e. 杰拉德·戈金（Gerard Goggin）发现，COVID追踪应用程序在澳大利亚公共卫生事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降低了新冠病毒的感染率，但新加坡在开发和推出类似应用程序时，采取了更加不引人注目的方式，因为新加坡民众不愿像澳大利亚民众那样推广使用该程序。

    f. 皮拉育·查罗恩苏蒙科尔（Peerayuth Charoensukmongkol）和蒂普努赫·彭松索恩（Tipnuch Phungsoonthorn）考察在COVID19情境下，危机沟通在私立国际大学员工的感知不确定性和情绪疲惫中的作用，发现感知不确定性在危机沟通与情绪疲惫之间起着负相关的中介作用，而员工从社会支持中获得的非正式沟通，对他们在危机期间依赖正式沟通来减少不确定性的需求起到了补偿作用。

   （4） 安全类论文研究重点：全球性危机/新媒介负面影响

    g. 玛伦·博克特（Maren Borkert）、凯伦·费舍尔（Karen E. Fisher）和伊亚德·亚菲（Eiad Yafi）发现，新抵达德国的难民积极利用他们可获得的资源和技能逃离苦难，如家庭关系、创造性解决问题的方案、对信息质量的理性评估等，而“难民都是逃离苦难的被动受害者，除了生命，他们一无所有”是一种需要消除的刻板印象。

    h. 丹尼尔·基尔文顿（Daniel Kilvington）借鉴戈夫曼的《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批判性地理解在线交流、互动和行为，发现虚拟平台影响了用户的行为，并加剧了网络仇恨的表现，因此，许多在线平台已成为虚拟仇恨平台。

   （5） 科技类论文研究重点：新媒介负面影响/全球性危机

    i. 伊多亚·萨拉查（Idoia Salazar）认为，AI和未来快速发展的技术，将给新闻从业人员带来不稳定性，而社会必定接受人工智能来作为有助于改善生活方式的技术，与任何技术一样，其不当使用可能导致危险，如数据的滥用等，因此，有必要制定一套国际道德准则，规范人工智能在当下和未来的伦理问题。

   （6） 环境类论文研究重点：全球性危机

    j. 塞尼亚·波斯特（Senja Post）、卡塔琳娜·克莱宁·冯·科尼格斯洛（Katharina Kleinen-von Königslöw）和迈克·谢弗（Mike S. Schäfer）发现，发达国家的新闻媒介比新兴经济体的媒介更频繁地将造成气候变化或助长本国相关问题的责任归咎于自身，更多地指责本国或其他发达国家，而不是发展中国家或新兴经济体国家。

   （7） 经济类论文研究重点： 文化全球化

    k. 贾廉睿（Lianrui Jia）和德维恩·温塞克（Dwayne Winseck）通过研究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三家公司的年度报告和其他财务文件，发现它们作为“资本主义企业”的特征，及其与国际投资银行、风险投资基金和其他外国投资者之间的紧密联系。

    对上述论文的统计结果表明，从a到k，合计11篇论文的研究重点分别为：“全球性危机”5篇（e、f、g、i、j），“文化全球化”3篇（a、b、k），“新媒介作用”3篇（d、e、c），“新媒介负面影响”2篇（h、i），“软实力”1篇（c），因部分论文存在两个研究重点，故合计归类14次/篇。

    由此可知，在这些相对最受关注的高被引论文中，五个研究重点都得到体现，而且，两个最新重点即“全球性危机”“新媒介负面影响”的排序分别为第一、第四，足见它们已是当前名副其实的热点。

    3. 研究对象（地域）

    除研究议题外，这些高被引论文究竟关注了哪些国家和地区？

    如表4所示，美国高居榜首（13篇），其次是中国（5篇），再次是德国、西班牙和英国（皆为3篇），复次是澳大利亚、瑞士、俄罗斯、拉丁美洲、非洲、欧洲（皆为2篇），最后是新加坡、泰国、以色列、法国、意大利、加拿大、菲律宾、韩国、芬兰、巴西、印度、肯尼亚、南非、亚太地区和中东地区（皆为1篇）。

    若不论地区（还算均衡），仅从国家看，合计为21国、46次，其中，就频次而言，美国占28%，中国占11%，其他国家都在7%以下，显见美中两国在当前全球格局中的重要位置，但就国家性质而言，则仍以发达国家为主，占62%（13国），不过，中等和发展中国家也获得相当程度的关注，占38%（8国）。

    4. 作者所在国家

    从高被引论文作者所在国家看，如图6所示，美国仍高居榜首（17篇），其次是西班牙、英国（皆为9篇），再次是匈牙利（6篇）、德国（5篇）和瑞士（4篇），复次是加拿大和瑞典（皆为3篇），荷兰、挪威和芬兰（皆为2篇），最后是中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卡塔尔、泰国、印度、澳大利亚、阿根廷、南非、法国、韩国、巴西和菲律宾（皆为1篇）。

    对比研究对象（地域）和作者所在国家，当可发现，两者不太一致，它们的前八名分别是： 美、中、德、西、英、澳、瑞（士）、俄vs美、英、西、匈、德、瑞（士）、加、瑞（典），前者意味着国家的重要性，后者显示了学界的生产力，其中，加下划线为两者一致，即： 美、德、西、英、瑞（士）等5国，而未加下划线为两者不一致，即：中、澳、俄（重要性超过生产力）、匈、加、瑞（典）（生产力超过重要性）等6国。如果以10篇以上（美国）为第一梯队，6—9篇（英国等）为第二梯队，2—5篇（德国等）为第三梯队，1篇为第四梯队，则中国生产力方面尚处于第四梯队，亟待努力。

    综上，对问题2的解答，可简述如下： 近5年来，国际传播学界之“国际传播研究”高被引论文，在重视文化、政治领域的同时，对健康、安全、科技、环境、经济等领域都有覆盖，且对五个研究重点都有体现，与整体一致，尤其凸显了对“全球性危机”的关注；其研究对象（地域）较为广泛，相对聚焦于美中两国，但其作者方面仍呈现“西强东弱”的局面。

   （五） 中国研究情况

    如前所述，在总计730篇论文中，共有63篇（占8.6%）与中国相关的论文可供研究，简称中国研究论文，笔者以此为考察对象，回答问题3。

    1. 研究领域

    从这些论文的研究领域看，如图7所示，集中在政治（25篇）、文化（22篇）和经济（10篇）领域，其他包括健康（3篇）、环境（2篇）和游戏（1篇）等领域研究偏少。与上述高被引论文（作为国际传播研究核心期刊论文整体的缩影）对比，其更凸显了对政治、经济领域的重视，其原因可能在于，当下的中国既占据着国际政治关系中的突出位置，又发挥着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重要影响。

    2. 研究议题

    由于这些论文的体量较小，因此，笔者使用Cite Space软件，只进行了一次主题聚类分析。以Title（标题）为聚类标准，获得63篇论文的9类研究议题，测量结果如图8所示：international media research（国际媒介研究）、website communication（网络传播）、watching CCTV Africa（观看CCTV非洲分台）、corporate political advocacy（企业政治主张）、international conflict（国际争端）、korean corporate（韩国企业）、humanitarian savior logics（人道主义援助逻辑）、multi-disciplinary study（跨学科研究）、good news（好新闻）、twitter（推特）。

    仍以前述五个研究重点为参照，笔者对9类研究议题进行“合并同类项”，结果如下： 

    文化全球化（2类）——国际媒介研究、跨学科研究

    软实力（4类）——国际媒介研究、观看CCTV非洲分台、企业政治主张、好新闻

    新媒介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3类）——网络传播、推特、韩国企业*

    全球性危机——（2类）国际争端、人道主义援助逻辑

    新媒介对社会的负面影响（2类）——网络传播**、推特**

    由上可知，在中国研究中，五个重点同样得到体现，内容也较为多样，但与整体研究相比，一个显著的特点是，“软实力”研究的数量居首，这一取向与中国传播学界相同，或者说，“国际的中国传播研究”与“国内的国际传播研究（以中国‘对外传播’研究为主）”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关系。不过，总的来说，前者相较于后者，还是更具有多样性、前沿性。这也可说是理所当然，如上所述，中国作为研究对象，有其自身特点；此外，如下文所述，中国研究论文的作者，多为中国学者，原本就是中国传播学界的一员，因此，他们就拥有了双重属性：既具备国际视野，又了解中国实际。

    3. 作者所在国家

    从论文作者所在国家看，如图9所示，中国居首，为29篇，占27%，这并不意外，但有趣的是，美国仅次于中国，为27篇，占25%，两者合计超过半数，达52%。由此可见，美国传播学界对中国的重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目前赴海外学习、访问或工作的中国传播学者和学子较为集中在美国的事实，在总共177位作者中，由姓名可推测为中国出身的达74位，占42%，他们大多在美国院校。

    同时，欧洲国家对中国也较为关注，包括英国（8篇）、法国和澳大利亚（皆为6篇）、西班牙（4篇）、德国和荷兰（皆为3篇）、瑞士、挪威、意大利、瑞典、芬兰（皆为1篇），合计为35篇，占32%，这一比例甚至高于中国和美国，其原因不仅在于欧洲与中国的紧密联系，也在于有一定数量的中国传播学者和学子在这些国家学习、访问或工作；亚洲国家中，韩国最多，为3篇，马来西亚次之，为2篇，新加坡、日本皆为1篇；其余国家中，加拿大、巴西、波兰、俄罗斯皆为2篇，阿根廷、新西兰皆为1篇。

    至此，问题3就可解答如下： 近5年来，国际传播学界之“国际传播研究”中有关中国研究的论文，约占9%，数量尚属可观；与整体研究相比，其研究领域更偏重政治、经济，折射出中国特有的状况；同时，对五个研究重点都有体现，但尤其凸显了对“软实力”的关注；其作者以中国学者居多，约占四成，美国、欧洲学者也不在少数。

    结  论

    本研究回望国际传播研究80多年的历程，重点考察了近5年来的状况，发现这一研究领域或者说分支学科，自20世纪90年代末伴随着量变而发生质变以来，至21世纪10年代末再次迎来一个量变与质变大体同步发生的转折点。目前就称其跨入了一个新阶段，可能为时尚早，需要更长时间的积淀和观察，才能获得定论。尽管如此，通过对近5年来国际传播研究核心期刊论文的实证研究，笔者确实发现了国际传播学界之“国际传播研究”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最新变化和重要趋势。

    第一，从论文数量看，自2018年突破100篇以来，持续地在波动中增长，可能未来不久将超过200篇乃至更多，呈现出一派方兴未艾的繁荣景象。

    第二，从论文内容看，一方面，延续了原有的三个新研究重点，即文化全球化、软实力、新媒介作用，另一方面，又出现了两个最新研究重点，即全球性危机、新媒介负面影响。联系近5年来全球各种危机频发、新媒介弊端层出不穷的现实，不难看出，传播学界的研究切实回应了社会的需要。

    第三，从研究热点看，对高被引论文的考察表明，近5年来，国际传播学界在重视文化、政治领域的同时，对健康、安全、科技、环境、经济等多个领域都广泛涉及，显示出研究兴趣的多样性，同时，对五个研究重点都有体现，与整体一致，但值得注意的是，尤其凸显了对“全球性危机”的关注。

    第四，从中外差异看，对有关中国研究之论文的考察发现，相比之下，中国研究更突出了对政治、经济领域的重视，折射出其在国际政治关系中的突出位置，以及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重要影响。同时，中国研究较为多样，也体现了五个研究重点，但与整体研究不同的是，尤其凸显了对“软实力”研究的关注，而相对不太重视“全球性危机”“新媒介负面影响”等最新重点，这一取向与中国传播学界相似。换言之，“国际的中国传播研究”与“国内的国际传播研究（以中国‘对外传播’研究为主）”之间存在着某种互动关系。

    第五，从研究对象看，中国具有仅次于美国的重要地位，虽然总的来说，“北主南辅”的格局依旧，在所有研究对象中，仍以发达国家为主（逾六成），但中等和发展中国家也获得相当程度的关注（近四成）。不平衡的状态有所改善。

    第六，从论文作者看，需要强调的是，“西强东弱”的格局尚无太大改变，就中国而言，虽然其作为研究对象的国家重要性居第二位，但体现为（高被引）论文作者的学术生产力或影响力，尚处于“第四梯队”，亟待加强。

作者：张国良，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全球传播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邵欣悦，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博士生。

来源：原文《变化与趋势：对2018—2022年国际传播研究论文的考察》刊于《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9期（第16-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