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月下的记忆    

“明月几时有”历来与苏轼的《水调歌头》相连。顾随先生论东坡词，以为此词“沦浃髓骨”。2017夏，苦热难当，看到《明月几时有》的片名，我当然以为是清凉的文艺片，进了影院才知道它热闹得很：香港导演，献礼巨制，抗战背景，东江纵队，热血抗争，烈士牺牲……故事是制作者们编的，但它确有真实历史的凭借：东江纵队的抗日行动，文化人士在香港沦陷前逃离，女杰方兰顾虑敌强我弱的而没有营救被捕的母亲，等等，这些都是广东抗战史所津津乐道的。

感谢这一电影，使我在明月下忆起与“东江纵队”故事有关的几个片段。

1983年我到广州读书时，对广东地方史毫无了解也无任何兴趣。1986年工作后，我的第一个上级是广东省戏剧家协会党组书记史野同志，第一次参加的会议是当年夏天在广州员村铁路文化宫召开的剧本讨论会。会议的主体是领导（如文化厅、文联、剧协、报刊杂志有一定职务的同志）和专家（如省艺术研究所、院团的权威艺人、经常参加戏剧活动的各界名人之类），另外是带着剧本参加讨论，希望听到修改意见的剧作者。原则上，与会者都要对这些剧本发言，当着作者的面，只讲优点，不但对作者没好处，也显出发言者没见识；缺点讲多了作者不高兴，想支持这部戏的领导也不满意，而且也不符合鼓励为主、保护创作积极性的要求。一分为二，既讲优点、也讲缺点，这样似乎面面俱到，但结果很可能被认为是平庸的套话。总之什么时候讲、讲什么和如何讲，大有讲究。我就是从这次会议慢慢了解到文艺批评的难处的，党的政策，领导考虑，创作现状，作者地位，所有这些至少与剧本本身同样重要。史野同志对我那次会议的发言表示赞同，先后4次表示：我完全赞同小单的意见。当时的广东省戏剧家协会是正厅级单位，但正式员工只有29人，办公场所也很小，因此上下之间交流较多。1986年戏剧界的大事是魏明伦编剧的川剧《潘金莲》引起的讨论。这出戏的主题是同情地理解潘金莲。话题并不新鲜，五四时代就有类似的作品，但在1980年代中期文艺界观念更新、形式探索的背景下，此剧影响极大。一天上午，史野同志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一边喝着酽茶一边对我说：《潘金莲》这个戏，现在有不少争议。我的一位老领导想了解一下这方面的情况，请你帮我收集一下有关材料。因为做了这件事，我与史野同志后来有了一些工作之外的交流。比如，他所说的老领导，就是刚从广东省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岗位上退下来的杨康华同志。抗战期间，杨是东江纵队政治部主任，而史野则是文工团长。今年春节期间，我到惠阳参观东江纵队纪念馆，一进大厅，就看到右边的墙上刻着《东江纵队之歌》的词曲，作曲的就是史野。49年后，史野是南海舰队文工团长，“文革”中被打倒，贬到广西某地劳动改造。据史野同志说，他在农村劳动的时间并不长，因为“文革”后期各地都有文艺会演之类的活动，公社、县、地区（即后来的市）都要有演出，而当地创作人才奇缺，对他也就相当倚重，到处借用他去参加创作。“文革”结束后，史野同志回到广州，被安排到广东省戏剧家协会工作。1984年东风东路文联宿舍盖好后，他和几位“老红军”（1937年以前参加我党领导的文艺工作的老同志）一起住在东楼梯的大户，我去过两三次，印象是屋子很大，但无富贵气象，与老干部的身份一致。1987年冬，我住进了小户型的西楼梯，算是与他们做了几年邻居。这些老同志长期在广东从事文化工作，其中多有与东江纵队有关者，但一方面是老同志身体不好需要多休息，另一方面我也忙于读书写作，所以未能向他们请教。

我在广州工作几年后，接触的范围有所扩大。1990年代中期，经常参加电影电视方面的会议与活动。应当是1998年前后吧，其时广东电视台刚刚播出电视连续剧《东江纵队》，我偶尔看了几集，感觉粗糙。秋天参加该台的一个会，我和广东省文联党组副书记赖少晏同志住一个房。赖是谦谦君子，没有文人的聪明轻浮，更无文人官僚的小器与固执，他对广东文化的重要贡献是参与创办《南方周末》。我原来就认识他，他还和我聊过原广东省委书记谢非同志如何关心《南方周末》的事。这天晚上我们刚回到房间，电视台副台长、电视剧部主任张木佳同志推六进来，还带了一瓶酒（好像是当时流行的孔府家）、一包花生。原来他与赖是儿女亲家，是来走亲戚的。接下来的是，我和赖坐在床沿上，张坐在沙发上进行自由谈。开始他们是谈两个孩子的事，很快话题就扯到文艺界的人和事上，后来又随便说到电视剧《东江纵队》，原来这是广东电视台电视剧中心的作品，是张木桂同志具体抓出来的作品。那时我的写作中心之一是革命人物，对此有些兴趣，就趁机就插了进去，聊天就此变成我问张答的方式，主要内容得自张在创作过程中对许多当时人、当事人的采访。我当时的感觉是东江纵队好像没有打过什么大仗，听起来不过瘾。倒是护送文化人离港以及方兰的故事较有兴味，而司令员曾生不怎么会打仗，打仗主要靠参谋长王作尧之类不宜公开的说法其实也有内涵。曾生的地位一直高于王作尧，显见其自有其高明之处。由此我们也谈到代广东“反地方主义”的问题。1952年6月，主政广东的叶剑英因土改中的“右倾”及“地方主义”错误受到批评，奉命来广东督导的陶铸大刀阔斧，迅速发起“反右倾”和“反地方主义”的斗争，挤走华南分局和广东省的主要领导人。后来叶剑英说：“有人告了我的御状，陶铸这个人，在广西一脚踢开了张云逸，到广东，又一肢踢开了我叶剑英。”（杨立《带刺的红玫瑰──古大存沉冤录》第123页）张云逸、叶剑英都是军内元勋，陶却能取而代之，这固然是上面的信任和支持，也与陶本人的政治策略与斗争能力相关。在他的主持下，古大存、冯白驹、方方、吴有恒这些长期在广东领导革命斗争、49年后又担任广东地方领导的同志，都纷纷受到批判、撤职，广东工作主要依靠“南下大军”，各级党政正职领导多由北方来的同志担任。1960年，取材于冯白驹领导的工农红军琼崖第二独立师第三团女子特务连的电影《红色娘子军》红遍全国，后来又成为“八大样板戏”之一，但这些都没有改变冯白驹及那些女战士们的命运。也是在这个背景下，东江纵队的故事也没有讲深讲透。1980年代，在习仲勋同志的主持下，与“广东地方主义”有关的错案、冤案发陆续平反，但当年的创伤还需要有一个痊愈的过程。这一点，可以在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1997年印行的，原广东省副省长杨立所编的《带刺的红玫瑰——古大存沉冤录》一书中看出。把东江纵队的故事编成电视剧搬上荧屏，对于广东地方干部是一个很大的安慰。也只有在纠正了“反地方主义”的错误之后，这样的作品才能问世。至于它在电视艺术上的得失，其实并不重要。

 广东是当代中国率先进行改革开放的地区，到1980年代中期，其经济社会的发展已明显走在全国前列，粤语以及与之相关的香港电视剧和流行音乐也开始在全国流行。曾长期处于边陲一隅的广东人开始有了良好的自我感觉，地方意识、区域文化初步觉醒，其表现之一是就是“岭南文化”这一概念的提出及据此展开的相关的研究。这在此前是不可能想象的，因为国家的主导文化，无论是“无产阶级文化”还是“社会主义文化”都不是地方的而是全国的、全世界的，何况广东还有一个“地方主义”的问题。尽管我当时对“岭南文化”研究的学术水平甚有微词，但也还是写了不少与广东地方有关的文章（后来收集为《岭外风铃》一书出版），还与几位友人一起编辑一份《岭南文化时报》（1993—1998）。就是在“编辑”工作中，我认识了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的离休干部苏烈先生。苏先生抗战期间参加革命，好像干过八路军武工队。49年以后转到“文化战线”，喜欢写杂文，离休前是广东省社联学会处处长。苏先生性情开朗，见解通达，令人一见如故，如沐春风。在得知我在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工作且与哲学有点关系后，他多次跟我说：你认识赵冬根吗？他是你们院的老领导，就是方兰的丈夫，对康德有研究，找时间我和你一起去看看他。我不属于喜欢串门的人，对国内康德研究的情况也有所了解，知道我所在的单位并无什么康德专家。但苏先生的雅意不能拒绝。约好了时间后，我们一起到广州梅花村，大约在上午十点到了赵家。梅花村是原中南局办公地，后来一直是省委干部宿舍，当时属于“高尚住宅区”。赵家面积很大，略显杂乱，一望而知是老干部家。赵冬根老人原是《广州日报》第一任社长，地位很高，后来可能遇到麻烦或遭受打击，“文革”后被安排到我院担任副院长。我第一次见到这位可能年近80年的老上级，不好多问私事，只谈他晚年的研究情况。赵长期从事政治经济学方面研究，但他向我说的，多是他晚年对康德的阅读和理解，给我的印象似乎更多是爱好而无具体研究成果。对于这样一位退下来以后还在读康德的老革命、老领导，我当时只是尊敬的询问而没有任何的质疑。我现在已经完全想不起来，当时在赵家有没有见到方兰同志，可以肯定的是即使见到，也没有多说话。其实，在此之前，我对方兰其人其事已有了解，也知道她后来的经历：1955年与赵冬垠先生结婚，“文革”前任佛山地区副书记，后来是广东省妇联主席。离开赵家后，我一直想着再去赵家，向方兰同志请教她是如何为了大局而对母亲“见死不救”的？方兰同志1998年5月病逝，我终于未能见到这位女杰。不过我后来研究领域之一是文化产业，说起来，也与方兰同志有关系。1983年，省妇联主席方兰提议，将妇联机关刊物《广东妇女》更名为《家庭》。改刊后的《家庭》杂志成为国内第一家以婚恋、家庭为报道和研究对象的月刊，故事真切细小，文章通俗易懂，很受读者欢迎，经济效益极好，是早期广东文化产业的代表。

 烽火东纵再回首，岭南已是新天地。我在广东生活了26年，但对其历史文化还是了解得太少。后来到上海工作后，当然也就没有机会再遇到一些身负广东历史的人物了。上文说到的一些人物大多已经亡故，但我仍然想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句话来结束这篇回忆。

文管支部 单世联